2024年貝萊德主席勞倫斯 · 芬克 (Larry Fink) 致投資者函

退休養老安排之反思

2012年我的母親去世後，父親的健康狀況也開始走下坡路。我和哥哥翻看了父母的帳單和財務狀況。

我的父母從事他們熱愛的工作達五十年之久，但收入卻從來不是處於最高納稅等級。我的母親在州立大學(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教授英語，父親則經營一家鞋店。

我不清楚他們每年有多少收入，但以今天的物價計算，他們夫婦年收入大概不會超過150,000美元。因此，當我們兄弟倆知悉父母的退休儲蓄的規模時，都感到驚訝。以他們的收入來說，他們的儲蓄遠比想像的多。當我們檢視他們的財產後，知道了原因：因為父母有進行投資。

我的父親一直是個熱衷於投資的人。事實上，是他鼓勵我在青少年時期買入我的第一隻股票（杜邦化學公司）。我的父親進行投資，是因為他知道無論把錢投資在債券市場還是股票市場，都可能比放在銀行裡增值得更快。而他是對的。

我回過頭計算了一下，假設我的父母在 1960年有 1,000美元可以投資，而他們把這筆錢投資標準普爾500指數，那麼當他們在1990年達到退休年齡時，這1,000美元的投資已增值至接近20,000美元¹。這比只把錢存入銀行帳戶要高出一倍多。我的父親在母親去世數個月後也相繼離世，享年 80多歲。而我的父母的財務狀況是可以支持他們很充裕地活到100多歲。

為什麼我要寫到我的父母？因為翻閱他們的財務狀況讓我對自己所投身的金融行業職業生涯多了一些體會。父母離世時，我已經在貝萊德工作了將近25年，他們的經歷為我的多年行業經驗賦予了一個全新、非常個人化的角度，提醒了我當初和我的商業夥伴創立貝萊德的原因。

我們是有抱負的企業家，希望建立一家成功的大型企業，但我們更加希望幫助人們如我的父母般安享退休生活。這是我們創辦資產管理公司的原因——成立一家幫助人們在資本市場進行投資的公司，因為我們認為對於追求退休後生活舒適、財務無憂的人來說，參與資本市場是至關重要的。

我們還認為，資本市場將在全球經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夠投資於資本市場，就會形成良性的經濟循環，促進企業和國家的經濟增長，進而為數百萬人創造財富。

我的父母在晚年過著有尊嚴的生活，並實現了財務自由。很多人沒有這樣的機會, 但他們其實也可以擁有。資本市場在我父母那個時代幫助過他們，也可以在當下幫助其他人。事實上，我認為資本市場的擴張和創造繁榮的力量會在21世紀餘下的時間裡主導經濟的趨勢。

這封信試圖解釋其原因。

美國資本市場的簡史（縱然並不完整）

在金融領域，有兩種基本方法可以獲得資金或為資金增值。

一種是銀行，這是大多數人歷年來所依賴的。他們通過銀行儲蓄賺取利息，或者通過貸款來置業或擴充業務。隨著時間的轉變，資本市場的冒起，出現了第二條融資途徑，特別是在美國，這包括公開市場交易的股票、債券和其他證券。

我在 70年代末和 80年代初親歷資本市場的成長，當時我參與了開拓抵押貸款證券化市場。

在70年代之前，大多數人會像聖誕節經典電影《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中那樣透過住房貸款協會(Building & Loan)購買物業。客戶將他們的儲蓄存入該協會，而它的本質上是一家銀行。然後，那家銀行會以抵押貸款的形式借出這些儲蓄存款。

在電影以及現實生活中，一切都順利進行，直到存戶開始在銀行大門前排隊要求退還他們的存款。正如Jimmy Stewart在電影中解釋，銀行並沒有他們的存款。存款被綑綁在別人的物業上。

大蕭條後，住房貸款協會演變成為儲蓄和貸款協會(Savings & Loans，S&Ls)，並在80年代出現了危機。 1980年，美國大約一半的未償還物業抵押貸款由S&Ls持有，風險管理不善和寬鬆的貸款操作導致了大量違約，使美國納稅人損失了超過1,000億美元²。

但S&Ls的危機並沒有對美國經濟造成任何持久的損害。為什麼？因為在S&Ls崩塌的同時，另一種融資方式正在冒起。資本市場為面臨挑戰的房地產市場提供了引入資本的途徑。

這就是抵押貸款證券化。

證券化不僅允許銀行提供抵押貸款，而且銀行可以通過出售貸款證券，對其資產負債表進行更好的風險管理，並提供更多的資金來借給置業者，這就是S&Ls危機並沒有嚴重影響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原因。

最終，抵押貸款證券化的過度使用導致了2008年的崩盤，與 S&Ls危機不同，經濟大衰退確實損害了美國房地產市場，而美國在這方面仍未完全恢復。但更廣泛的潛在趨勢——資本市場的擴張——仍然為美國經濟帶來莫大幫助。

事實上，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美國經濟從2008年開始的反彈速度幾乎比任何其他發達國家都要快？³

答案的很大程式上是源於美國的資本市場。

在歐洲，由於大部分資產都存放在銀行，當銀行需要縮減資產負債表時，經濟發展因而停滯。當然，美國銀行也不得不收緊資本標準，並縮減貸款。但是，由於美國擁有資本市場這個更強大的第二資金池，因而能夠更快地實現復蘇。

時至今日，美國非金融企業有超過70%的融資是來自於公開發行的股票和債券，比例較全球任何其他國家都要高。例如，中國的銀行與資本市場的比率幾乎相反。中國企業65%的融資是依賴銀行貸款⁴。

在我看來，這是近年最重要的經濟教訓：國家的經濟繁榮不僅需要強大的銀行體系，還需要強大的資本市場。

而這個經驗正在全球傳播。

複製美國資本市場的模式

去年，我走訪了17個國家，跟客戶與員工見面，還拜會了許多政策制定者和國家元首，在這些會面中，最常談論的是關於資本市場的問題。

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美國資本市場的力量，並希望建立自己的資本市場。

當然，許多國家已經建立了資本市場。全球大約有80家證券交易所，從吉隆坡到約翰内斯堡也有⁵ 。但其中大多數的規模較小，所涉及的投資規模也較少。而其他國家正是希望建立如美國市場般那樣強大的資本市場。 

例如，沙地阿拉伯政府有意建立一個抵押貸款證券化市場，而日本和印度則希望為人民提供新的投資途徑。在日本，目前主要是透過銀行儲蓄。在印度，黃金是比較受歡迎的選擇。

我在去年11月訪問印度時跟政策制定者會面，他們慨歎人民對黃金的鍾愛。但黃金的投資表現其實是落後於印度股市，對個人投資者來說是一項低於標準的投資。黃金投資對該國的經濟也沒有帶來幫助。

若你將投資黃金與投資新房子比較，投資一家新房子會產生經濟乘數效應，因為你需要裝修和修緝房屋，也許你會建立家庭甚至生兒育女，所有這些都會產生經濟活動。即使把錢存入銀行，也會產生乘數效應，因為銀行可以用這筆錢來提供抵押貸款。但是黃金呢？它只是被放在保險箱裡。它可以是一種很好的保值工具，但黃金不會創造經濟增長。 

這是一個小小的例證，強而有力地說明各國希望通過強大的資本市場實現其目標。(又或者，沒有資本市場他們就無法實現目標。)

儘管我們的現代政治中存在著反資本主義的傾向，但全球大多數領袖沒有忽視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沒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像資本主義那樣，讓更多人擺脫貧困或提高生活質素。沒有任何其他經濟模式能夠幫助我們實現財務自由這樣的最高願望，無論願望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國家。

事實上，資本市場將是應對 21世紀中期兩個最大經濟挑戰的關鍵。

• 首先是提供像我的父母長期以來所建立的安穩、愉快的退休生活。這是一個比30年前困難得多的議題，也將於未來30年變得更加困難。隨著壽命延長，人們需要更多的資金來支持生活所需。只要政府和僱主幫助人們進行投資，資本市場便可以滿足這些資本需求。

• 第二個挑戰是基礎設施。我們如何建設全球所需的大量基礎設施？隨著各國實現脫碳和數碼化經濟，對各種基礎設施的需求正在增加，包括從電信網絡到新型的發電方式。事實上，在我接近50年的金融生涯中，從未遇見對能源基礎設施有如此龐大的需求，這是因為許多國家在聚焦兩個目標：他們希望實現能源安全的同時可以完成邁向低碳能源的轉型。資本市場可以幫助實現能源目標，包括以可負擔的方式實現脫碳。

老問題：我們如何應對壽命延長所需的生活開支？

去年，日本的人口結構數據達到了一個里程碑。日本人口老化始於90年代初，勞動適齡人口每年遞減，老年人口則不斷增加。至2023年，超過 80 歲的人口首次佔總人口數量的10%⁶。根據聯合國的資料，日本是「世界人口年齡最老的國家」 ⁷。

這也是日本政府大力推動養老投資的部分原因。

大部分日本人將大量退休儲蓄存放在銀行，賺取低額利息。當日本面對通貨緊縮時，這並不是一個壞的策略，但目前日本的經濟已經好轉，日經指數在2024年 3月首次飆升至 40,000點以上⁸。

大部分對養老生活抱有期望的退休人士都錯過了這輪升勢。日本在2001年前沒有任何類似於401(k)退休福利計劃政策，但即使當福利計劃推出後，當時的收入供款比例也相當低。直至十年前，日本政府推出了日本個人儲蓄帳戶(NISA) ，鼓勵民眾進行更多養老投資。日本政府目前正試圖將NISA計劃的參與人數增加一倍，目標是未來十年內覆蓋3,400萬名日本投資者⁹。這將需要日本政府擴大資本市場的規模，因為以往只有少數散戶投資者參與其中。

日本並不是唯一一個鼓勵進行更多養老投資的國家。貝萊德與印度Reliance Industries旗下的Jio Financial Services成立合資企業Jio BlackRock。過去十年，印度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數碼公共基礎設施網絡，通過智能手機將近10億印度民眾從醫療保健到繳交政府帳單等範圍連結起來。Jio BlackRock的目標是使用相同的基礎設施來鼓勵養老(以及更多其他)投資。

畢竟，印度也正經歷人口老化。事實上，全球都正在出現人口老化，只是速度不盡相同。巴西在 2035年離開勞動人口市場的人數將開始超過進入勞動人口市場的數量; 墨西哥到2040年將達到勞動人口峰值; 印度則是接近2050年。

隨著人口老化，建立退休儲蓄從未如此迫切

 

到本世紀中，全球每六人中將有一人超過 65歲，高於 2019年的每 11人中就有一人超過 65歲¹¹。為了更好的支援老年人口，各國政府需要如美國那樣優先建立強大的資本市場。

然而，這並不代表美國的退休福利制度是完美的。我不確定是否有人相信這一點。美國的退休福利制度至少需要現代化。

美國退休投資市場帶來的反思

這一點在去年尤為明顯，因為生物科技領域出現了一大批新型、有助延長壽命的藥物。例如，由於肥胖可以縮短預期壽命達10年以上，一些研究人員認為新型藥物如Ozempic和Wegovy等可以成為用作延長壽命的藥物，而不僅僅是減肥藥¹²。事實上，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Semaglutide，即Ozempic的通用名稱，有助於避免心血管疾病患者出現突發心臟病等重大疾病，從而增加兩年的壽命¹³。

 

這些藥物既是突破性的發明，也凸顯了令人沮喪的諷刺： 我們的社會投放很多資源研究怎樣延長壽命，但對於壽命延長後怎樣應付所需的生活開支的討論卻寥寥可數。

情況並非總是如此。我的父母能夠擁有一個穩定的退休保障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母親以大學僱員身份註冊參加了加州的公共養老金系統CalPERS。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養老金計劃的參與率一直在下降¹⁴。與此同時，聯邦政府優先為我這個年齡層的人(我71歲)維持可享有的福利，這意味著年輕勞動人口退休時，社會保障將難以履行其全部責任。

難怪年輕一代、千禧一代和Z世代，對經濟如此焦慮。他們認為，我們嬰兒潮這一代人專注於自己的財務狀況，從而損害了下一代人。就養老安排而言，他們是對的。

今天的美國，政府和企業給予員工的養老安排訊息實際上是：「你要靠自己」。因此我們這一代人從企業和政治領導職位完全退下之前，我們有責任改變這個狀況。 

也許美國每十年就會面臨一次龐大和緊迫的危機，迫使政府和企業領導人不得不放下手頭的日常工作，一同坐下來商討解決方案。我在2008年之後曾經參與類似的事情，當時政府需要在抵押貸款危機中找出剝離不良資產的方案。而近日，科技公司的CEO和聯邦政府聚首一堂，期望共同解決美國半導體供應鏈的脆弱性問題。我們需要針對危機採取類似行動。美國需要有高層的討論及有組織性的方案來確保子孫後代能夠有尊嚴地安享晚年。

這項全國性的工作應該包括什麼 ? 我沒有所有的答案，但我們的主要業務是從事退休養老投資，因此從日常工作收集了一些數據和初步構想。

貝萊德管理的資產中超過一半是退休養老相關的資產¹⁵。我們幫助約3,500萬名美國人管理養老金計劃¹⁶，佔全國勞動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¹⁷，包括許多像我母親這樣的教育工作者¹⁸。貝萊德為大約一半的美國公立學校教師管理養老金資產。這項工作，以及全球範圍內類似的工作，為開展全國性的退休方案現代化倡議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市場分析。

我們認為要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個挑戰。

• 員工的角度而言，一個仍在努力為退休儲蓄的人會遇到什麼問題？
• 已經退休的人士又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呢？從退休人士的角度而言，儲蓄已足夠並可以停止工作，但他們擔心會耗盡積蓄。
• 但看待美國的退休問題需要從宏觀開始，這是國家政策制定者會關注的方向。對整體人口而言，問題又是什麼？(是人口結構）。

人口結構資料不會說謊

經濟學中有一句流行的說法：「你就是無法與人口結構數據爭辯」。然而，美國每日正面對退休養老這個挑戰。

在富裕國家，大部分退休養老制度都有三大支柱。一個是個人儲蓄（我父親投資股票）。另一個是僱主提供的計劃（我母親的 CALPERS 養老金）。第三個組成部份則是政客們最常談論的政府保障安全網。在美國，這就是社會保障制度 (Social Security)。

許多人熟悉社會保障背後的經濟學，就是在您的工作期間，政府會從您的收入中抽取一部分，並在您退休時每月發放社會保障金給您。這個想法起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而這些「老齡保險」計劃在 20世紀逐漸流行起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能夠切合當時的人口結構狀況。

我出生於1952年，試想像一個在我出生那年年滿65歲的人，如果還沒有退休，應該正在準備退休。

但也試想想與那個人年齡相近的前同事們，他們大概都是在 1910年代加入勞動市場。到了1952年，數據顯示這些人當中的大部分還沒有為退休做準備，因為他們已經去世了。

這是社會保障計劃的運作模式：超過一半努力工作並向保障制度供款的人，他們其實從未活到退休年齡並享受制度下所派發的養老金¹⁹。

今天，人口結構已經完全改變。這種改變是美好的。我們當然歡迎人類壽命的延長，但不能忽視這會對美國退休福利制度帶來的巨大影響。

在美國，退休人口的數量不僅在增長，他們退休後的生活年期也越來越長。今天，如果您已婚並且和您的配偶都超過 65歲，您們兩人中至少有一個人會有一半機會可以一直收取社會保障金直到 90 歲²⁰。

這正是該計劃面臨越來越大壓力的重要原因。美國社會保障局也表示，到 2034年，他們將無法向計劃參與者支付全額保障²¹。

那麼解決方案是什麼？任何人的工作年限都不應該超過他們本身的計劃。但對於仍然沿用65歲為合適退休年齡這個起源於鄂圖曼帝國存在時期的想法，讓我感到有點不可置信。

人類在過去的120年裹發生了變化。我們對養老的觀念也必須改變。

荷蘭是其中一個重新思考退休問題的國家。為了確保國家能夠負擔養老金，荷蘭在十多年前便決定逐步提高退休年齡。而退休年齡現時也隨著該國預期壽命的增加而自動調整²²。

顯然，在其他地方實施這項政策將是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但我認為我們應該開始進行討論。當活過 90歲變得越來越普遍時，平均退休年齡應該是多少？

或者，與其延後發放退休福利，或者可以考慮一個政治層面上更能接受的方案：我們應該如何鼓勵更多希望工作更長年限的員工繼續貢獻，而不是強迫他們按時退休？ 如果政府和私營機構能更好地利用60 多歲處於職業生涯後期的資深員工，而不是認為他們該是時候退休，情況又會怎樣呢？

這正是日本管理老齡化經濟的其中一種方式，他們已找到提高勞動力參與率的新方法，而美國的勞動力參與率自2000年代初以來一直下降²³。值得討論的是，美國如何阻止（或至少減緩）這一趨勢？

對於這些問題，我沒有答案。儘管貝萊德在幫助數千萬人管理退休資產方面成績斐然，但這些問題必須向更廣泛的投資者、退休人士、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人提出。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貝萊德將宣佈一系列合作伙伴關係和倡議以應對這些問題，我邀請您們一同參與。

讓員工(幾乎)自動參與養老投資

當美國人口普查局在 2022年對消費者財務狀況公佈定期調查結果時， 接近一半 55至 65歲的美國人的個人退休帳戶結餘為零²⁴。 沒有養老金，也沒有IRA 或 401(k)退休福利計劃結餘。

為什麼會這樣？養老投資的第一個障礙是負擔能力。 

四成的美國人沒有400美元的閒錢來支付汽車維修或醫院就診等緊急情況²⁵。如果他們不能滿足當下所需，誰會為30年後的退休進行投資？這就是貝萊德與一群非牟利組織合作建立一個緊急儲蓄計劃的原因。該計劃能幫助低收入的美國人建立合共20億美元的新流動現金儲備²⁶。

研究顯示，當有應急資金以後，進行養老投資的意願會高出70%²⁷。但這也是員工遇到的另一個障礙：即使你有能力負擔，但投資是一件十分複雜的事。

沒有人是天生的投資者。我們身處金融服務行業並沒有清楚說明這一點的重要性。我們往往把退休儲蓄說成是一項簡單任務，任何人通過一些練習便能做到，比如開車上班，你拿起鑰匙，跳上駕駛座便成，但養老投資並不那麼淺顯明白。更好的例子是，有人在您的行車道上丟下一堆發動機和汽車零件，然後跟您說：「自己弄吧」。

在貝萊德，我們通過開發簡單直接的產品如目標日期基金，使投資過程更容易被理解。這些產品只要求投資者做出一個決定：他們預期哪一年退休？一旦選擇了他們的「目標日期」，該基金就會隨著退休日期的臨近，自動調整相關的投資組合，從回報率較高的股票轉向風險較低的債券²⁸。

2023年，貝萊德增加了目標日期ETF的種類，即使僱主沒有提供退休保障計劃，也可以簡易地購買這些基金。在美國，有5,700萬名如農民、零工、餐館員工、獨立承包商等人士，無法參與固定繳款計劃²⁹。雖然提供更好的投資產品會有幫助，但目標日期基金等可以幫助的其實十分有限。事實上，資料顯示，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養老投資中最困難的部分才剛剛開始。

其他國家為他們的兼職和合約員工簡化了養老投資。在澳洲，僱主必須為每位 年齡在 18 至 70 歲之間的僱員把工資的一部分支付到養老金帳戶，該帳戶是屬於僱員的。澳洲的養老金保障制度於1992年推出，當時該國似乎正要面對退休危機。32年後，澳洲的人均退休儲蓄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高。澳洲在全球人口排名54³⁰，卻擁有全球第四大養老金保障制度³¹。

當然，每個國家的情況不盡相同，因此所需要的退休制度也應該不同。澳洲在養老金保障制度的經驗可以為美國政策制定者提供良好的研究基礎並加以借鑒。有些地方已經在這樣做了。美國大約有 20個州份，包括科羅拉多州和維吉尼亞州，已經建立了退休保障制度，他們如澳洲般涵蓋所有員工，即使是零工或是兼職員工³²。

立法者提出不同的法案，或者某些州份正擔當「退休實驗室」的角色，都值得鼓勵。其他更多州份也可參考這種模式，對個人退休人士能夠帶來龐大裨益。這種制度或可以確保美國社會保障計劃的長期償付能力。這亦是澳洲的經驗之談——他們的養老金保障制度緩解了國家公共養老金計劃的財務緊張狀況³³。

但是，那些已經獲得僱主提供退休福利計劃的員工呢？他們其實也需要支援。

即使獲得僱主提供退休福利計劃的員工，當中也有17%沒有加入這些計劃，而養老投資專家的假設是，因為這不是自覺地會想起要做的事。大家平日生活實在忙碌。

員工需要花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才能從他們的工作郵箱中找出公司養老投資系統的正確連結，然後選擇他們想要供款的收入百分比，這聽起來微不足道，但可能已經是不容易清除的障礙。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僱主應該著力研究有什麼預設選項。員工們是否能够自動註冊加入計劃？他們自動選擇供款比例是多少？是他們收入的最低百分比？還是最大百分比？

2017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Richard Thaler獲得了諾貝爾獎，部分是歸因他開創的「助推理論」（nudges）的研究工作，即政策的微小變化，可以對人們的財務生活帶來深遠影響。自動註冊就是其中之一。研究顯示，自動註冊參加退休福利計劃的簡單步驟可將計劃的參與率提高近 50%³⁴。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應該竭盡所能，幫助員工以更自動化的形式參與退休投資。其中已有一些令人鼓舞的進展。一項新的美國聯邦法律將於明年生效，要求僱主在制定新的401(k) 退休福利計劃時，為新員工自動註冊參與計劃。此外，數百家包括貝萊德在內的大型企業已經自願踏出了這一步。

而企業可以再做更多，協助員工改善財務生活，如為員工的退休福利計劃提供某個水平的相應繳款，以及開展更多的財務教育，讓員工了解將收入的一小部分或最大部分用於退休投資後，兩者之間的長期巨大差異。我還認為，應該讓員工在轉換工作時更容易轉移他們的 401(k)退休福利計劃。我們需要探索所有的選項。

幫助退休人士花費他們省下的儲蓄

2018年，貝萊德對1,150名美國退休人士進行了一項委託研究，當中發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資料。

調查顯示，在退休近二十年後，年齡大多在 75到 95歲之間的人，仍然手持80%的退休前儲蓄。如果他們有為養老而投資，應該有足夠的儲蓄度過餘生，但資料也顯示他們對自己的財務狀況感到焦慮。只有 32% 的人表示對花費他們省下的儲蓄感到安心³⁵。

對於有關退休的自相矛盾有一個簡單的解釋：即使是知道如何為退休儲蓄的人，仍然不知道如何花費他們的退休儲蓄。

在美國，這個問題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四十多年前，當時僱主開始從固定福利計劃(養老金)轉向 401(k)等固定繳款計劃。

在很多方面，養老金比 401(k)退休福利計劃簡單得多。您在某個地方工作了 20或 30年，當您退休時，每月會給您支付一定的養老金——這是固定的福利。

當我在70年代加入勞動力市場時，38%的美國人持有一項固定福利計劃，但到2008年，這一比例幾乎減少了一半³⁶。與此同時，持有固定繳款計劃的美國人比例幾乎增加了三倍³⁷。

這應該是一件好事。從嬰兒潮一代開始，越來越少員工在一間公司渡過了他們的整個職業生涯，這代表他們需要一個退休福利選項，可以跟隨他們從一份工作轉到另一份工作。從理論上說，401(k)退休福利計劃做到了這一點。但在實踐中呢？並不一定。

任何曾轉換工作的人都知道，並不一定會主動記起需要同時調遷退休福利計劃。事實上，約有四成員工會於辭職時從他們的401(k)退休福利計劃提取儲蓄，這使他們重回退休儲蓄的起點³⁸。

固定繳款計劃的真正缺點是它免除了僱主對員工養老金所負的大部分責任，並將責任放到員工個人肩膀上。在固定福利計劃，即養老金制度下，企業對員工有非常明確的責任。員工的養老金是企業資產負債表上的財務負債。企業知道他們必須每月給每名退休員工支付養老金。但固定繳款計劃結束了這樣的安排，迫使退休員工利用其穩定的收入來源來換取一個不可能解決的數學問題。

因為大部份固定繳款計劃帳戶沒有說明您每月可以提取多少儲蓄，所以首先必須在個人帳戶建立一筆儲備金，然後以一个足以支援他們餘生生活的速度去花費儲蓄。但誰真的知道退休生活會持續多久呢？

簡單而言，對大多數人來說，從固定福利計劃轉到固定繳款計劃，是從財務確定性到財務不確定性的轉變。

因此我們在發現退休員工對花費儲蓄感到緊張的同時，會開始疑慮：我們能做些什麼嗎？我們能否制定一種投資策略，既能提供 401(k)退休福利計劃投資的靈活性，又能提供可預見的類似於工資的穩定收入的養老金？

事實證明，我們可以的。這策略稱為LifePath Paycheck™，並將於四月推出。在我這封信的時候，14個美國退休福利計劃發起人將向50萬名員工提供LifePath Paycheck™產品，我相信有一天它會成為固定繳款計劃下最常用的投資策略。

這是一場退休革命，雖然可能首先在美國發生，但最終其他國家也將從創新中受益。這至少是我的希望。雖然退休主要是一個儲蓄挑戰，但事實也說明，它也是一個支出挑戰。

恐懼與希望

在結束關於退休養老這一部分之前，我希望就投資於未來的最大障礙之一多加筆墨。在我看來，最大的障礙不是負擔能力或投資的複雜性，也不是人們太忙碌而未有註冊參加僱主的退休計劃。

恐懼，是為實現退休或任何目標而進行投資的最大障礙。

在金融領域，我們有時會認為「恐懼」是一個模糊的情感概念，而不是一個硬性的經濟數據點。但事實確實如此，恐懼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一樣重要而且可操控。畢竟，投資(或缺乏投資)是一種衡量恐懼的標準，因為如果擔心未來環境比現在更差，便不會願意把儲蓄投資於股票或債券市場長達30或 40年。這時，會把儲蓄存入銀行，甚至收藏在床墊下面。

這些情況在許多國家時有發生。根據央行新的數據調查³⁹顯示，中國消費者信心降至數十年來的最低水平，家庭儲蓄已達到近20萬億美元，為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中國的儲蓄率接近30%，他們把所賺到的三分之一都放到現金存款帳戶，以備不時之需。相比之下，美國的儲蓄率只有個位數⁴⁰。

美國是極少讓人感到恐懼的國家。保持希望一直是國家最大的經濟資產。人們把資金投資於美國市場，與他們投資房地產和企業的原因相同，因為他們相信國家明天會更好。

這個充滿希望的國家是我一生都認識的美國，但在過去的幾年裡，特別是子孫繁衍之後，我開始問自己：他們也會有機會認識這個版本的美國嗎？

當我完成這封信之時，《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的標題是「將Z世代變成美國最失望選民的艱難歲月」，其中包括一些引人注目且真正令人不安的數據。

文章顯示，從90年代中到21世紀初的大部分時間裡，大部分年輕人——具體來說大約60%的高中生——相信他們將會取得專業學位，找到一份理想工作，並比他們的父母更富有。他們很樂觀，但自疫情以來，這種樂觀情緒急劇下降。

與20年前相比，現在有超過50%的美國年輕人質疑人生是否有意義。四成人表示「很難對世界抱有希望」⁴¹。

我在金融行業工作了近 50年，見過很多數據。但是，從沒有一個數據比這個更讓我擔憂。

作為一間公司的行政總裁，作為一位祖父，更重要是作為一個美國人，缺乏希望讓我感到憂心忡忡。

如果子孫後代對這個國家及他們的將來不抱希望，那美國市場不僅將失去吸引投資者的動力，也將失去它自身的特質。沒有希望，美國就會變成另一個地方，人們只會關注眼前的激勵方案，視安全的選擇為唯一的選擇。我們可能會成為人們把錢藏在床墊下、把夢想收納到臥室裹的國家。

我們如何找回希望？

無論是想解決退休還是其他問題，如何找回希望是我們必須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儘管我承認還沒有解決方案。我跟其他人一樣，為當下美國和世界的現狀感到無奈。社會上充斥著很多憤怒和分裂，經常讓我難以理解。

我只知道任何方案都必須讓年輕人參與才能開展。調查亦顯示，缺乏希望的這一代年輕人比以往任何一代同齡的人都缺乏信心，他們對社會的每一個支柱包括政治、政府、媒體和企業都信心不足。包括我在內的企業領導人應該更加體諒他們的憂慮。

我們有責任把年輕人對年長一輩失去的信任重建起來。或許為他們的長期目標，包括退休養老等籌謀，也不失為一個好的開始。

也許開始建立希望的最好方法就是告訴年輕人，「你可能對自己的將來不抱太大的希望，但我們有。我們將助您創建未來。」

基礎設施新藍圖：鋼鐵、混凝土和公私營合作模式

我從80年代開始到訪倫敦，當時，如果可以在兩個主要國際機場之間做出選擇——希思路機場或蓋特威克機場，你大概會選擇希思路機場。蓋特威克機場離市區較遠，也相對日久失修。

但情況在2009年發生了變化。當時蓋特威克機場被全球基礎建設合伙公司（GIP）收購，隨後增加了跑道容量，並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例如投入使用超大行李托盤從而將安檢時間縮短一半以上。

GIP行政總裁Bayo Ogunlesi告訴英國《金融時報》:「營運基礎設施的問題癥結…往往是在客戶服務方面的不足。」GIP 希望讓蓋特威克機場與眾不同，並把這個機場打造為一個典型例子，說明在21世紀如何運用私募資本建設和營運基礎設施⁴²。

在美國，一般傾向認為基礎設施的工作是由政府負責，並利用納稅人的資金作建設。但是，這並非21世紀中期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模式，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稍後我會深入探討。全球不會僅僅動用政府資金來建造橋樑、電網和機場，而是效仿蓋特威克機場的做法。

公私營合作模式將成就未來的基礎設施建設。

債務問題

價值達1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行業是私募市場中增長最快的其中一部分，當中有著明顯的宏觀經濟趨勢推動增長。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富裕，帶動了從能源到交通等各種服務的需求，而在富裕國家，政府既需要建設新的基礎設施，也需要修復舊的設施。

即使美國拜登政府已簽署法案鼓勵跨代基礎設施投資，但這仍然不足以支付價值2萬億美元的延遲維護費用⁴³。

但這由誰來支付呢？這不可能僅僅由政府出資，我認為它必須是公營和私營的某種合作形式，因為政府的債務水平已经太高了。

從意大利到南非，許多國家正面臨歷史上最高的債務負擔。自 70年代中以來，公共債務增加了兩倍，2022年達到全球 GDP 的 92%⁴⁴。而美國的情況比我記憶所及的更嚴峻。自新冠疫情開始以來，美國已經發行了大約 11.1萬億美元的新債務⁴⁵，而這只是問題的其中一部分，還未有把財政部需要支付的利率計算在內。

而美國的情況比我記憶所及的更嚴峻。自新冠疫情開始以來，美國已經發行了大約 11.1 萬億美元的新債務⁴⁵，而這只是問題的其中一部分，還未有把財政部需要支付的利率計算在內。

三年前，十年期國庫債券的利率低於1%。但在我寫這封信的時候，它已超過4%，這300個基點的增幅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水平。如果目前的利率保持不變，未來十年將涉資過萬億美元的利息支出⁴⁶。

為什麼債務現在是一個問題？因為以往美國是透過發行國債以新債務來償還舊債務，只要市場對這些證券有需求，就是一個可行的策略，但未來美國不能再理所當然地認為投資者會願意購入這麼大數量的國債或以溢價購買這些國債。

美國如滾雪球般增長的債務水平。美國經濟的情況開始跟90年代末至2000年初日本的情況相似，當時日本的債務超過了GDP，導致經濟緊縮和發展停滯。美國在高負債情況下也將更難以應對通脹，因為貨幣政策制定者無法在已經不可持續的償債法案下提高利率。

但債務危機是不可避免的嗎？我不這麼認為。

雖然保持財政紀律有助於控制債務水準，但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數學上而言，在美國需要大幅削減債務的基礎上，提高稅收或削減開支是非常困難的。除此之外，另一條出路是尋求經濟增長。如果美國的 GDP 在未來五年內平均增長 3%(實際增長，而非名義增長)，那麼美國的債務對 GDP 比率將可保持在 120% 的水平 -- 雖然還是較高，但也屬合理水準。

我必須明確指出：要達到3%的經濟增長是一個非常高的要求，尤其是美國正面臨勞動人口老化的挑戰。這將需要政策制定者把重點放到經濟發展之上。我們不能再把債務看作是可以通過增加稅收和削減開支來解決的問題。美國應對債務的努力必須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為中心，包括利用資本市場來建立經濟增長的最佳催化劑之一 -- 基礎設施, 尤其是能源基礎設施。

能源務實主義

基礎設施行業覆蓋廣泛，包括道路、橋樑、港口、機場、手機信號塔等，而貝萊德認為能源基礎設施正面臨最龐大的投資需求。

為什麼會是能源行業？因為該行業正同時面臨兩個狀況。

首先是 “能源轉型”。這是一個結構性大趨勢，是由佔全球90% GDP的國家所帶動的主要經濟趨勢⁴⁸。由於現時很多地方以風能和太陽能發電比大部分以化石燃料發電的成本便宜，這些國家正在爭相安裝可再生能源項目以應對氣候變化⁴⁹。這場能源轉型行動在市場上產生了連鎖反應，為包括貝萊德客戶在內的投資者帶來了風險和機遇。

早在 2020年，我就開始提出討論能源轉型。自此這個議題在美國變成一個更具爭議性的問題，但在爭辯以外，很多事情仍然沒有很大的改變。市場仍在大力投資脫碳。 例如，淨零排放仍然是大多數貝萊德歐洲客戶所投資的重中之重⁵⁰。如今，市場對能源安全的關注進一步增加了對清潔能源的需求。

自 70年代石油危機以來(可能早在工業革命早期)，各國政府一直在追求能源安全，因此這不是一個新趨勢。事實上，2020年我在撰寫關於可持續發展投資的信函的同年，也致函客戶，提到各國仍然需要生產石油和天然氣來滿足能源需求。

當時我提到全球大部份地區在「若干年內需要繼續依賴碳氫化合物」才可以實現能源安全⁵¹。

2022年，當普京入侵烏克蘭時，也同時讓能源安全這個概念更受關注。這場衝突擾亂了全球的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導致了大規模的能源通脹，尤其是在歐洲。英國、挪威和 27個歐盟國家共同花費 8,000 億歐元來補貼能源帳單⁵²。

這正是在能源務實主義的聯合旗幟下，我聽到越來越多領導人共同探討脫碳及能源安全的部分原因。

如上文所述，去年我到訪了17個國家，花了很多時間與負責為家庭和企業供電的人士交流，包括國家總理以至電網的營運人員。我得到的資訊與你經常從極左翼和極右翼激進主義分子聽到的資訊完全相反，這些激進主義分子認為各國必須在可再生能源和石油和天然氣之間作出選擇。我所到訪國家的領導人則認為兩者仍是世界所需要的。他們看待能源議題都比較務實而非固執己見，即使是他們之中最具備氣候意識的人也認為，長期的脫碳路徑未來一段時間內仍然偶有需要依賴碳氫化合物。

德國是依循能源務實主義仍然可以實現脫碳的有力佐證。德國是應對氣候變化最堅定的國家之一，並大量投資了風能和太陽能方面的項目。但有時柏林沒有風吹，慕尼克也沒有陽光，遇到這樣的情況，德國仍然需要依靠天然氣作為「可調度電力」。德國過去是從俄羅斯輸入天然氣，但現在需要尋找其他供氣來源。因此，他們正在建造更多的天然氣設施，以便從世界各地的其他供應商進口天然氣⁵³。

或者參考一下與俄羅斯衝突無關，但也同樣面臨類似能源挑戰的德州。該州是美國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地區之一⁵⁴，對能源的額外需求正在增加，並將當地電網ERCOT的使用率推向了極限⁵⁵。

目前，德州使用可再生能源比重達28% ⁵⁶，比整個美國高出6%⁵⁷。但是，如果沒有額外的一萬兆瓦可調度電力（部分可能需要來自天然氣），該州或會繼續面臨對經濟造成具破壞性的限電情況。今年二月，貝萊德在休士敦協助籌辦了能源峰會，讓與會投資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商討解決方案。

德州和德國是實現能源轉型的上佳例證。如我在 2020年的信函中表示，能源轉型必須要「公平」才可以成功。沒有人會希望以放棄冬天給家裡供暖或夏天給家裡降溫的方法來支持脫碳，又或者脫碳的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卻步。

從2020年起，經濟學家們開始使用更為大眾化的語言來解釋什麼是公平的能源轉型。「綠色溢價」是其中一個重要概念。這是為「走向綠色」的附加費用——例如，從駕駛汽油車改為電動車。綠色溢價越低，代表更易負擔，這樣的脫碳行為就越公平。 

這就是資本市場力量可以發揮巨大作用的地方。私募投資可以幫助能源公司降低創新成本，並協助它們在全球範圍內提升規模。去年，貝萊德代表客戶投資了十多個這樣的能源轉型項目。我們與東南亞的能源開發商合作，為泰國和菲律賓的開發商分別籌建超過一千兆瓦太陽能發電量的相關項目提供資金⁵⁸（足以為一個城市供電），我們還投資了位於肯亞圖爾卡納湖(Lake Turkana)、非洲最大風電場，目前該風電場產能占該國12%的能源供應⁵⁹。

貝萊德還投資了一些處於早期開發階段的技術，例如一家正在建造巨型「熱石」電池、名為Antora Energy的公司。該公司在風能或太陽能價格便宜且供應充足時，可用可再生能源加熱碳塊。這些熱電池加熱後的熱度可高達2,400攝氏度，亮度可超過太陽⁶⁰。即使沒有陽光照射，或者沒有風吹，這些熱量足夠全天候為大型工業設施供電。

貝萊德透過與投資公司淡馬錫合作成立的Decarbonization Partners投資Antora。我們的資金將有助Antora擴大規模，為工業客戶提供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零排放能源⁶¹。(未來，這些熱電池在不涉及碳排放的情況下，或有助於解決德州和德國般所面臨的可調度電力問題。)

最後介紹的一項技術是碳捕存(carbon capture)。去年，貝萊德旗下的一隻基礎設施基金投資了一個名為STRATOS的項目，涉資5.5億美元，該項目將在2025年完工時成為全球最大的直接空氣捕存設施⁶²。其中有趣的是，該項目由德州的大型能源公司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建造。

時至今日，貝萊德代表客戶向傳統能源公司投資了超過3,000億美元的資金。其中美國的投資超過一半，佔1,700億美元⁶³。我們投資這些能源公司的原因十分簡單：這是我們客戶的資金。如果他們希望投資碳氫化合物，我們會加以協助物色合適的投資機會，就如我們為客戶投資約 1,380億美元到能源轉型投資策略一樣。遵循客戶的委託是我們作為資產管理公司的責任。

我也理解大家在談到能源時為何會有不同的偏好。脫碳和能源安全是推動更多能源基礎設施需求的兩大宏觀經濟趨勢，這些趨勢有時是互相競爭，有時是互補，例如使用先進電池為電網脫碳，同時也可以減少對海外電力供應的依賴。

關鍵是：能源轉型並不是直線進行的。正如我曾多次提及，能源轉型在世界不同地區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速度發展。貝萊德的工作是無論身處怎樣的環境，都有責任幫助客戶把握能源市場重大變化帶來的投資機會。

貝萊德下一階段的業務轉型

為客戶在發展蓬勃的基礎設施市場尋找投資機會的同時，我們也尋求公司業務自身的轉型。在本節的開篇，我提到蓋特威克機場的擁有者全球基礎建設合伙公司(GIP)。今年一月，貝萊德宣佈收購GIP。

為什麼會選擇GIP？貝萊德自身的基礎設施投資業務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在快速增長，但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快增長以滿足客戶需求。

不僅僅是財政困難的政府需要為其基礎設施尋找替代融資，私營機構也有同樣的需要。私營機構在全球各地都有龐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和營運足跡。手機信號塔和輸送化學品原料的管道是很好的例子。這些資產擁有者越來越希望尋找融資伙伴，而不是用其資產負債表獨力承擔基礎設施的全部成本。

當我一直考慮這個發展趨勢的時候，跟一位老同事Bayo Ogunlesi通電話。

我（和其他貝萊德合夥人）決心為固定收益市場打造更好的風險管理。與此同時，Bayo和他的團隊也在私募市場開拓現代基礎設施投資。

現在，我們計劃再次聯手。這將為我們的客戶帶來更多更好的基礎設施投資機會，以保持燈亮、飛機飛行、火車行駛以及手機服務網絡順暢運行。

更多關於貝萊德 2023年業績的表現

隨著全球面臨基礎設施、國家債務、退休養老等方面的挑戰，資本市場將在全球經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將需要資本主義的力量來協助解決這些21世紀中期的主要經濟問題。

貝萊德透過與客戶的合作更好的闡明這個情況。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努力與客戶保持緊密的聯繫，希望助力客戶把握這些趨勢。

過去五年，貝萊德受託於數千名客戶，為全球數千萬人管理超過1.9萬億美元的淨新資產。數以千計的客戶使用我們的技術來管理投資組合的風險和支援他們自身業務的增長和商業靈活性。業務多年的有機增長，加上資本市場的長期增長，我們管理的客戶資產在2023年增長了超過1.4萬億美元，總規模達到 10 萬億美元。

無論經濟順逆，或是客戶在增減風險，我們的有機業務增長一直處於行業領先水平，顯示客戶正在通過貝萊德整合更多的投資組合。2023年，在市場急速變化和客戶著力為投資組合去風險化的環境下，客戶委託我們管理的淨新資產達2,890億美元。

貝萊德商業模式的差異化讓我們能夠繼續與客戶一起成長，基礎管理費用維持正增長。無論市場環境如何，即使大多數同業都面對資金外流，我們仍實現了業務增長。

回想起2016年和2018年，市場不確定性和謹慎情緒都影響了機構和個人投資者的投資行為，許多客戶選擇降低風險並轉向增持現金。即使如此，貝萊德仍然與客戶保持緊密聯繫，聚焦做好投資業績、開發創新產品和技術，以及為客戶投資組合設計提供建議。當客戶準備好更積極地重投市場，他們會選擇與貝萊德合作，帶動我們刷新客戶資金流入的新紀錄，基礎管理費用錄得的增長甚至超過我們的目標。

資金流量和基礎管理費用增速一直延伸至2023年底，在第四季度錄得960 億美元的資金淨流入，並以強勁的勢頭進入 2024年。

在 2024年，我計劃繼續做2023年所做過的事，就是多花時間去拜訪客戶。今年以來，我已經多次到訪美國各州和全球各地，而企業和客戶更明確的表示希望與貝萊德合作。

對於我們投資的企業，他們欣賞我們是長期、穩定的投資者。無論是債務還是股權投資、IPO前期還是上市後的投資，我們一般在週期初段已經開始投資，並在市場週期中保持投資。貝萊德的全球關係網絡、品牌以及對市場和行業的專業知識被受企業的肯定。這使我們成為具有價值的合作伙伴，同時也有助我們為客戶尋找新投資項目及投資回報。

在過去的 18個月，我們為客戶尋找並執行了多個投資項目。除了STRATOS直接空氣捕存設施項目外，我們旗下的基金與AT&T合作開展了 Gigapower合資公司，在美國各地社區建立寬頻網络。我們還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了其他投資，包括巴西的Brasol、南韓的AirFirst、澳洲的Akaysha Energy和肯亞的Lake Turkana風電場等。

貝萊德能夠為客戶尋找專有投資項目的能力，是客戶希望投資到的我們的私募市場投資策略上的主要原因。私募市場投資策略在基礎設施和私人信貸投資的推動下，2023年實現淨流入140億美元。我們預期這些資產類別將繼續成為未來幾年貝萊德在另類投資業務方面的主要增長動力。

在主動投資方面，我們的市場分析力、專業知識和亮麗的投資業績同樣使貝萊德在市場上脫穎而出。與行業資金流出的情況相比，2023年我們的主動投資實現淨流入接近 600億美元。

在 ETF 方面，2023年貝萊德創下了行業領先的 1,860億美元淨流入。我們在ETF行業的長期領導地位再次證明了我們享有全球平台和緊密客戶關係的優勢。

經歷過一個又一個的市場週期讓我們知道，如果能讓投資更便捷、更實惠，就能迅速吸引新客戶。我們正在利用本土市場的數碼財富平台來提供更多的投資渠道，加快iShares ETF業務的有機增長。

在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貝萊德通過與眾多銀行和經紀平台合作，包括 Trade Republic、Scalable Capital、ING、Lloyds 和 Nordnet，為終端投資者提供ETF儲蓄計劃。這些合作伙伴將有助數百萬人更容易接觸投資，並奉行長期投資以實現財富幸福。

2023年，我們還宣佈了對Upvest的少數股權投資，為歐洲投資者推動創新，提供更便宜、更簡單的方法開始進行投資。

我們亦與英國領先的虛擬銀行 Monzo 合作，通過其應用程式為客戶提供我們的產品，最低投資額低至 1英鎊。通過這些合作關係，我們不斷推進 iShares ETF 的業務發展，以更深入滲透全球市場。

Aladdin是將整家貝萊德串聯起來的系統，是投資組合的語言，也是我們為客戶提供跨平台服務的基礎。Aladdin不僅是貝萊德的關鍵技術，也為我們許多客戶服務。對綜合數據和風險分析的需求，以及對公募和私募市場的全投資組合視圖的需求，帶動年度合同價值 (ACV) 的增長。

2023年，我們的技術服務收入為 15億美元。Aladdin業務銷售當中超過50%是涉及多種產品，其強勁的業績表現反映客戶希望與Aladdin一起成長和壯大。

展望未來，客戶對投資組合進行風險調整的需求將為我們的公募及私募市場投資業務創造巨大的發展前景，客戶也將需要綜合技術來協助他們在大規模營運的情況下保持靈活性。

投資者建立投資組合的方式正在發生全面的調整。貝萊德正協助投資者建立「未來投資組合」，以數碼化相容的方式整合公募和私募市場的投資策略。我們認為這些變化是貝萊德業務增長的重要催化劑。憑藉我們建立的多元化投資和技術平台，我們已經為未來數年的結構性變化做好準備。

為貝萊德的未來發展做好定位

要提前洞悉客戶的需要，我們除了不斷創新和發展業務外，也需要同步調整我們的企業組織結構和領導團隊。

我們在年初公佈了一系列業務及架構重組，以更好地滿足客戶的需求做好準備，並把貝萊德打造成為客戶期望從中獲取市場分析、解決方案和投資成果建議的理想合作伙伴。

多年來，貝萊德一直為客戶從全投資組合角度管理資產，儘管ETF、主動型互惠基金和獨立帳戶等具備不同的產品結構。

現在，產品之間的傳統界限正變得模糊。客戶建立的投資組合已經無縫結合主動和指數型策略，包括投資於流動性和非流動性資產，橫跨公募和私募市場，跨越 ETF、互惠基金和獨立帳戶等產品結構。

貝萊德在擴大ETF市場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讓更多投資者能夠接觸到ETF，並提供新的資產類別(如債券)和投資策略(如主動型)。ETF因此不再只是一個指數概念，更通過高效結構覆蓋了一系列投資解決方案。

我們一直將ETF視為一種技術，一種促進投資的技術。正如Aladdin技術已成為資產管理的核心一樣，ETF也是如此。這讓我們相信，把ETF和指數業務融入整家公司將有助貝萊德加快iShares和每一項投資策略的業務增長。

通過新的業務架構，我們將能更靈活的服務客戶、與其更緊密地保持一致的目標，旨在提供更優質的服務體驗、更好的投資業績、和更理想的投資成果。

投票選擇

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有賴於公司與投資者之間互相持續回饋意見。十多年來，貝萊德一直致力於為客戶改善與所投資企業之間的溝通。

我們通過建立一個行業領先的投資督導計劃，專注於就影響客戶長期經濟利益的議題與所投資企業進行溝通。這涉及了解企業如何應對他們面臨的風險和發展機遇——例如，地緣政治碎片化如何重塑其供應鏈，或更高的借貸成本如何影響企業實現持續盈利增長的能力。

為此，我們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投資督導團隊之一，並經常與我們的投資團隊一起與企業進行溝通，因為我們從從未認可行業對少數代理投票顧問的依賴程度。貝萊德明白客戶會希望我們根據與企業的持續對話做出獨立的代理投票決定——這一理念至今仍是我們的投資督導工作的基礎。對於委託我們履行這一重要責任的客戶，我們將繼續堅定不移地代表他們，鼓勵所投資企業奉行健全的公司治理實踐和維持財務的穩健。

對於希望在代理投票過程中表達更直接意見的客戶，我們將繼續創新來提供更多選擇。2022年，貝萊德成為業內首家推出投票選擇計劃(Voting Choice)的資產管理公司，讓機構投資者參與代理投票過程。至今，我們管理的指數股票資產中約有一半可以使用投票選擇計劃，並在今年 2 月為最大的核心S&P 500 ETF開展試行計劃，向個人投資者首次提供投票選擇權。

我們歡迎在公司治理方面有更多的市場聲音，並相信可以進一步加強股東民主。我相信，如果能夠提供更多的資訊加強了解，就能讓更多的資產擁有者參與這一重要進程。我們對他們的參與和代理投票生態系統的持續轉型感到鼓舞，同時相信更多代理顧問的參與將可讓資產管理行業受益。

長期增長策略

36年來，貝萊德一直以傾聽客戶的需求為主導，並不斷發展，幫助他們實現長期目標。這一承諾一直是貝萊德所做的一切的背後意義，無論是通過iShares開拓新市場，推動全投資組合諮詢業務，為投資者推出Aladdin的應用等等。客戶一直是我們的思路及制定業務增長策略的基石，為投資於業務拓展的方向提供指引。

技術和諮詢的獨特結合，以及ETF、主動型投資和私募市場投資的能力，使我們能夠提供更好的客戶體驗——客戶可通過貝萊德整合投資組合，或聘請我們提供完整的外判解決方案。我們相信，這將有助推動未來業務的持續差異化有機增長。

我們的管理團隊和董事會每年都會評估貝萊德的增長策略。我們會不斷思考、挑戰自己：這種經濟環境將為貝萊德和我們的客戶創造哪些機會，我們還能做些什麼來滿足和預視客戶的需求？我們應如何調整我們的組織、運營結構、投資能力和服務模式，並在此過程中保持行業領先地位？

我們對公司的發展戰略、規模化營運及執行嚴謹的開支紀律充滿信心。公司的發展戰略仍然以拓展Aladdin、ETF和私募市場投資為中心，將追求阿爾法(alpha)作為貝萊德的核心，在可持續發展投資方面保持領先地位，並為客戶提供全投資組合的建議。

我們不斷為業務拓展進行投資，預視客戶的需求並投資發展私募市場、ETF、技術和全投資組合解決方案等方面，以實現有機業務增長和增提升效率。

我們已做好準備，加快發展，把握私募市場的結構性增長趨勢。無論是投資於急需建設的基礎設施，還是銀行和公共貸款機構減少對中小型企業提供借貸而帶動對私人信貸的需求，皆反映私募資金將是不可或缺的。貝萊德準備以我們的營運規模、尋找專有投資項目的能力和強勁的往績來擴大市場份額。 我們相信，收購GIP的計劃將顯著地加快我們為客戶提供私募市場投資項目的能力。

在ETF方面，我們將繼續通過擴大全球投資者參與度和追求創新來引領行業發展。ETF是一種適應性強的金融技術，隨著時間的變遷，我們已經能夠利用ETF做更多的事情，而不僅僅只是令ETF投資更實惠。我們能夠為透明度不夠的市場帶來更好的流動性和價格發現。最近的例子是通過ETF，為大眾提供比特幣倉位的投資機會。

ETF在美國市場一直是一個非凡的增長故事，iShares的市場份額一直領先。我們認為ETF的全球廣泛應用將會加速，就如多年前美國的收費諮詢服務和模型投資組合的業務的增長勢頭。2023年，近一半iShares淨流入是來自我們在不同本土市場供應的全球上市ETF，其中歐洲iShares淨流入達700億美元。

主動資產配置、個股選擇和風險管理一直是影響長期回報的關鍵因素。我們在多資產、固定收益和股票方面的主動投資團隊處於有利地位，能夠把握這一輪由新的利率環境和市場不確定性帶來的廣泛投資機會。我們對固定收益的世代機遇以及人工智慧如何推動我們系統性投資業務的投資成果感到特別興奮。

與過去15年的低利率環境相比，更高的收益率和更好回報潛力讓固定收益在整個投資組合的構建中越來越重要。現在，美國十年期國債的利率接近長期平均水準，客戶正在重新考慮債券的配置。

貝萊德擁有多元化、卓越的固定收益投資平台。這不僅僅是關於我們管理規模接近 1 .7萬億美元的指數投資，或者只關於規模超過1萬億美元的主動投資。只有貝萊德才能參與一些與資產配置者最有趣的投資組合討論，包括將 ETF 與主動投資結合，或者利用創新的主動型 ETF 等來專業地管理的投資收益解決方案。

在各個資產類別中，對綜合資料、技術和風險管理的需求將繼續推動對Aladdin服務的需求。Aladdin整個平台動態生態系統有超過 130,000名用戶，不斷追求創新及改進。通過對Aladdin人工智慧的投資，加強開放性以支援生態系統伙伴關係，以及推進包括私募市場和數字資產在內的全投資組合解決方案，Aladdin的價值將進一步提升。

我們很榮幸在2023年錄得2,890億美元的客戶淨新資產。在過去的幾個月，市場和客戶的情緒和整體氣氛明顯變得更加積極，我非常有信心這種氛圍將在2024年得以持續。

自 1999年首次公開募股以來，貝萊德的適應、演變和成長能力已為股東創造了 9,000% 的總回報。這遠遠超過標準普爾500指數490%的回報率，是服務於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商業模式典範。

貝萊德首次公開募股以來的總回報(至2023年12月31日)

我們的董事會

貝萊德的董事會在公司的發展策略、企業成長和業務成功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們的董事會成員擁有不同的行業經驗和背景，使我們能夠進行廣泛的討論和辯論。在每次會議上，董事會成員都會審視公司長期業務戰略的組成部分，並與領導團隊就貝萊德業務面臨的機遇、優先事項和風險進行建設性對話。這種對話最終推動我們採取既有戰術性，也有變革性的舉措，為貝萊德建立更美好的未來。這包括我們在今年一月份公佈的兩項轉型舉措：公司組織架構策略重組以及收購 GIP 的協議。

這兩項轉型變革是自近15年前貝萊德收購巴克萊全球投資公司以來最大型的變革。

待 GIP交易完成後， Bayo Ogunlesi將會加入公司董事會。我們將會隨著時間的變遷，繼續適時調整董事會，以反映我們全球業務的廣度，並指導我們怎樣更好的預視客戶的需求。

結語

在過去的 36年，貝萊德從曼哈頓一間小小的辦公室、只有 8名員工的公司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然而，我們的業務增長對於一個更大的成功故事而言，只屬於其中一個細小的部分。

我們的成功故事也包括我的父母在勤奮工作50年後可以安享退休生活的範例。

同樣地，這個故事也見證了美國經濟安然渡過80年代的S&Ls危機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機，並迅速反彈及不斷壯大。 

我們期望這個故事能夠涵蓋世界更多人口。國家能夠通過經濟增長走出債務困境、城市能夠為更多家庭供電和修建更多道路，以及人們能夠有尊嚴地度過退休生活。

所有這些成功的故事，有賴於資本市場的力量，以及對前景抱持希望而繼續投資的人。

謹此

勞倫斯 · 芬克
萊德董事長暨執行長